2016年11月，吴伟归安大高玄殿宝匣。作者供图

2013年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读完本硕，我阴差阳错地进入故宫博物院。其实这并不是我首选的单位，那时候“宫里”还没有考古的部门和岗位，虽然在硕士阶段专攻建筑〖考古方向，参与◆了一些古建筑调查测绘工作，但我还是一心扑在考古上，想做古建筑材料方面的研究。

“入宫”之后，我被↙分到了工程管理处，一个我完全不了解的部门。录取之后在官网上检索才知道，这是做古建筑修缮工程管理工作。我有点伤感，看来就此要远离考古了。没想到，这是一次新的出发。

入职不久，我跟着任务分工【参与了宝蕴楼修缮保∑护工程项目。刚走出校园的我，对一切充满好奇和兴奋：好奇的是，故宫的古建筑修缮保护有着怎样先进的理念和技术；兴奋的是，我似乎可以一展身手，毕☉竟自己还学了点古建筑知识。

然而，真正参与其中，我被泼了一盆√冷水——自己以前学的偏重保护理念和形制研究，却解决不了修缮过程中实际出现的具体问题，对于北方官式建筑及工艺做法也基本不了解。最关键的是听㊣　不懂“行话”，一跟施工人员聊天就知道自己不懂行。

但考古人天性乐观，对世界保持好奇心，而且对于考古人来说，下〖工地不算事儿，只不过我从原↓来的“入地”，变成了“上天”。

我每天干得最√多的，就是背着相机爬脚手架，观摩外界难得一见的修缮工作，向同事、同行、施工方和工匠们讨教，把修缮的每个过程和做法都用相机拍下来，整理记录。不仅是自己参与的项目，我还经常串々门到其他同事的项目中去学习。就这样◢慢慢地，我能看懂匠人们干的活了；又花了很长时间，我能看明白他①们干得好不好了，到这一步，我才算是一脚①踏进了古建修缮圈的门。

在宝蕴楼的修缮过程中，我深刻体会到，古╱建筑有很多隐蔽的部位，这些部位蕴藏的很多信息，可能只有通过修缮才会■重见天日，有的还可能颠覆以往的认知。

古建筑修∞缮的一些环节，其实跟考古的解剖、发掘过程一样，其间会有大量的原始痕迹信息暴露出来，而且很多信息在修缮过程中会消失，且不可逆，这更需要①全面仔细地记录。但修缮工程的记录和考古记录并◥不一致，前者偏重施工工序，重点并不在于记录暴露出来的历史信息，这一部分往往一带而过。

我突然觉得，自己找到了考古和古建筑修缮之间∴的一个契合点№。既然修缮的历史信息记录比较薄弱，而考古的强项正∏好是记录，那我何不发挥自己的考古技能，用考古的理♂念和方法来加强这一方面的记录和研▓究呢！

很幸运，我得了一个好机会Ψ。2015年，我开始全面负责故宫大高玄殿修缮工程的现场工作。有了宝蕴楼项目的经验积累，我想把考古的理念方法运用到古建筑修缮保护过程中※。此时，我已加入了故宫∩考古研究所，一个在我入职↘不久后、2013年年底成立的非建制研究机构。

我将古建筑的屋顶视为层层叠压的“考古地层”，对上面所有的信息按照营建层次和不同时期修缮所产生的∑　叠压打破关系，进行全面细致的提取记录，以获取其不同︾时期营建、修缮所留下来的历史信息和工艺做法，最大限度保存“真实性”和“完整性”。

因此，我首次带领故宫考古研究所的考】古队员们走上屋顶，在屋顶上布「置探沟、进行“考古解剖”，取得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重要发现。同时，我们把发现的重要遗物，按照考古学的方法进行编号、记录与保存，弥补了施工中大量文々物信息丢失的现象，也为后期的修缮保护方案提供了ζ科学的◣历史信息依据。后来，这被大家戏称ζ为“屋顶考古”，也成为故宫考古的一大特色。

记录与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纸上，这是与考〖古工作最大的区别。考古是发掘完了回填、收工，回到室内整理研究；而修缮项目是在解体之后还要再安装还原回↑去。

曾有一座建■筑的木基层残损严重，由于它在不同时代都经过ω　修缮，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制做ζ法，施工单位就来问我们和设计单位，以什么形制为准进行复原。木基层是古建筑的隐蔽部位，常常在施工图纸里得不到体现。但我们□事先曾进行了详细的测绘记录，对现存的各种形制做法进行了分析，确定了原始做∞法。我们把数据图※纸给施工方，他们非常惊讶，也是心服口○服，并据此进行修复。

在修缮过程中，我其实更多充当一个信息记①录员的工作，跟着工匠，哪里有修缮就“考古”到哪里。我似乎又回到☆了考古现场。

在屋顶上的∮“考古”，让我找到了自己矢志不渝的追求方向——在故宫把考古做』成故宫特色，乃至中【国特色，也让我深刻感受到了考古的外延和生命力。从卸下的瓦、木、砖等各种构件上发现的信息，似乎在向我倾诉一部无声的史书，又像一幕幕电影在向我展示→当时的人、文化」以及社会。

(作者吴伟 系故宫考古研究所工程师)